按：造型艺术学院2020年度党总支书记抓基层党建突破项目，以教师党支部建设为主要内容，通过凝练党建特色品牌，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良的党员教师队伍。

“画中有话”党建教学品牌，选取著名画作为授课范画，运用“思政+美术”教学方式，将美术“画”作通过“话”语解读，融思想教育于美术作品之中，形成造型艺术学院党员教师“画中有话”党建特色教学品牌。

高振堂教授，造型艺术学院教师第二党支部组织委员。1991年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09年获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硕士学位。1991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任造型艺术学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壁画教研室主任；中国壁画学会会员；山东省文化创意设计行业协会“文创与当代艺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绘画、图形设计和壁画创作研究工作。 

讲授课程：共和国缔造者——《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壁画》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开工，1958年4月22日建成，1958年5月1日揭幕。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毛泽东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镏金大字；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

浮雕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据重要分量。因此，对浮雕内容的选择、表现形式、与建筑的结合、浮雕的位置等，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

周恩来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讨论设计方案时，他提出要在纪念碑底座四周设置浮雕的建议。他强调，浮雕在纪念碑的外面，是纪念碑最直观的画面，浮雕设计是体现人民英雄纪念碑政治内涵的关键，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必须作为重点工作抓紧抓好。

浮雕的创作立意和原则是：既能体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特点，又需要把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历程表现出来，既要有革命内容，又需要有很高的艺术品位。这段重要讲话为把握主题、选择题材、创作标准等作出了明确阐释。

   根据政协通过的碑文内容，拟定十面浮雕的题材和内容。经过学习、访问、社会调查等一系列工作，初步提出了十几个主题设计方案，向各界领导及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在刘开渠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反复研讨，重新调整了题材、构图，确定了正面为“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的主题，由刘开渠先生主稿；西侧为“抗日游击战”，由张松鹤先生主稿；“八一南昌起义”由萧传玖先生主稿；背后“五卅运动”由王临乙先生主稿；“五四运动”由滑田友先生主稿；“武昌起义”由傅天仇先生主稿；东侧“金田起义”由王丙召先生主稿；“焚烧鸦片”由曾竹韶先生主稿。

十块汉白玉的大浮雕镶嵌在大碑座的四周。每幅浮雕里有二十个左右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和真人一样大小，他们的面貌、性格、思想、感情和姿态形象都不相同。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浮雕镌刻着170多个人物形象，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从纪念碑东面第一块浮雕画开始，依次是——

虎门销烟

描述鸦片战争前夕，1839年6月3日，群众在虎门销毁鸦片的事迹。浮雕上，愤怒的群众正在把一箱箱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运到海边，倾倒在放有石灰的窖坑里销毁，一股股浓烟从石灰池上升起。人群后面，有炮台和千百只待发的战船，准备随时还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画面上人物的形象，表现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

金田起义

描写1851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太平天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口号，严重地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在这幅浮雕上，一群拿着大刀、梭镖、锄头，扛着土炮起义的汉族壮族人民的儿女，正从山坡冲下来，革命的旌旗在迎风飘扬。

武昌起义

往南转到碑身的后面，看到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庄严画面。深夜，起义的新军和市民，摧毁了湖广总督府门前的大炮，正向总督府里冲去。总督府内熊熊的火焰冒向天空；总督府的牌子，被打断在阶前；撕碎了的清朝的龙旗，被践踏在地下。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

五四爱国运动

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浮雕画面显示出学生们齐集于天安门前举行爱国示威游行的情景。一群男女青年学生，举着“废除卖国密约”的旗帜，慷慨激昂地来到天安门前。梳着髻子、系着长裙的女学生，在向市民们散发传单。人群高处，一个男学生正在向围着他的群众演说。愤激的青年演说者，怒形于色的人群，使整个浮雕充满了痛恨卖国贼、激动人心的气氛。

五卅运动

南面的第三幅是“五卅运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群众一万多人在南京路上举行反帝国主义大示威，英国巡捕向徒手群众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五卅惨案”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促使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的爆发。这幅浮雕表现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各界人民坚强不屈地向帝国主义斗争的情景。画面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市民举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小旗，冲破英国巡捕的沙袋、铁丝网英勇地前进；商店关门罢市，戴着礼帽的商人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被打伤的工人，在战友们搀扶下，继续勇往直前。人群后面，隐约看到外滩的海关和银行大楼。

八一南昌起义

碑身的西面，第一幅是“八一南昌起义”浮雕。画面从一个连队的角度来表现这一伟大起义的情景。1927年8月1日早晨，一个指挥员挥着左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士兵们举着起义的信号——马灯，光辉的红旗举起来了，战马在呼啸，劳动人民在帮助搬运子弹，战士们激昂地高呼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展开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斗争。

抗日敌后游击战

浮雕上显现出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敌后游击战的场面。远远望去，在一座雄伟峻峭的半山腰里，游击队员们正穿过高大的树林和茂密的青纱帐，去和敌人战斗。画面上，青年男女农民拿着铁铲，背着土制地雷；白发的母亲送枪给儿子，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年轻小伙子站在指挥员身旁，等候命令，准备随时投入消灭敌人的战斗。

 

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

最后来到碑身的正面，看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浮雕，这是十幅浮雕中最大的一幅。国民党认为不能逾越的天堑长江，被英勇无敌的人民解放军胜利地渡过了。浮雕上，号兵吹起冲锋号；指挥员右手高举，连连向高空发射信号弹；已登上敌岸的战士，踏着反动派的旗子，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城冲去；后面数不清的战船正在波涛中前进。在这幅浮雕的两旁，是两块装饰性的浮雕。左边，是渡江前夕，工人抬担架、农民运军粮、妇女送军鞋等热烈支援前线的场面。右边的一块，表现全国各阶层人民举着红旗和鲜花，捧着水果，欢迎解放军、慰劳解放军。

浮雕构图，当时不仅有可供参考的希腊巴底农式表现方式，也有中国礼佛图式的构图方法，更有在当时新出现的苏联大透视的“宣誓”的构图。经过研究讨论，确定了现在的构图方法，它不拘泥于平行构图，每幅构图从内容出发，尽量使其表现充分，注意互相呼应，保持了与建筑的和谐。

在纪念碑浮雕设计和创作中，艺术家们运用大量的象征手法，根据浮雕设计主题和题材特点，贯穿中国革命历史发展潮流与主脉，借助生动而具体的形象，表现出一种精神与情感，将思想内涵化为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使作品立意高远，寓意深刻，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英勇奋斗、砥砺前行的伟大精神。

纪念碑上的浮雕作为建筑的装饰，不仅与整体建筑浑然一体，而且因其题材表现了近代史中的典型场景和典型形象，所以这一组浮雕亦具有独立的欣赏价值。浮雕刻画十分精细，发挥了浮雕艺术的特殊魅力，于相对的平整中表现了立体的深度。在艺术形式上，既有相对统一的风格，又发挥了各位雕塑家的长处，从而形成和谐的整体风格。

 

  刘劲蓬副教授，造型艺术学院教师第三党支部组织委员。1996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200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造型艺术学院油画教研室主任、绘画专业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访问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综合材料艺委会委员。

讲授课程：举国欢庆——油画《开国大典》

油画作品《开国大典》作者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油画家董希文，是受毛泽东主席赞誉的油画大家。

董希文，1914年生于浙江绍兴。1938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46年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1949年参加绘制第一幅天安门上的毛泽东油画像，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至1953年创作最著名的油画作品——《开国大典》，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这幅画深入人心，引起人们的共鸣，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爱国情感。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在这次画展中有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后来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比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沪定桥》等等。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当时谁也无法预知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在当时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革命博物馆展览厅确实需要一件这样的好作品。开国大典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时刻，创作一幅新中国开国盛典的巨型油画提上日程。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当时只有37岁的青年画家董希文。董希文在美术界早已声誉鹊起，其素描、油画功底在美术同行中有口皆碑。他的画多次得到徐悲鸿、艾中信等著名画家的好评。曾多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由他执笔创作当之无愧，应该说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择，更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开国大典》尺寸为230×405cm,布面油画。作品描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天安门国庆典礼的盛况。场面恢宏，喜庆热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神采奕奕，气度不凡。画面上，国家领导人虽只在左侧占画面三分之一的部分，但在暖调子的红灯笼、红柱子、红地毯的衬托下非常醒目。毛主席健朗魁伟的身姿处于画面中心，体现了党领导全中国的核心之核心，并与远方千千万万的群众遥相呼应，共同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而自豪。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广场开阔，红旗如海，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画家在构图、设色、人物等场面的处理上，体现出一个泱泱大国的气魄和风度。

值得一提的是，从画面上可以看出画家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画面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的透视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在画面的右侧部位减去一根柱子，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同时也适于中国广大民众的审美情趣。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当时还请教了几个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大胆的构图布局感到新奇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而第二个突破大家认为极为大胆，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相反如果画上这根柱子反倒显得累赘多余了。

当《开国大典》已完成七、八成时，著名油画家艾中信等人去他的画室参观，发现原本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在画面上由于站立的位置居中靠前，显得不够高。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形象不应受立足点造成的透视缩小的限制，有必要加高几分。虽然加高不到一寸，但工程不小，为了使画面不留痕迹，董希文用稀料谨慎地把原画部分洗去，又重新画了一遍。

《开国大典》体现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艺术不是生活直接的“复制”，艺术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艺术的表现，是由主题的需要而决定的。

董希文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中国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画家在画中努力使西方的油画技法与我们民族的审美观相融合。还应该提到的是，这幅作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抒情性。特别在色彩处理上，强调色彩的单纯，对比强烈。红地毯、红灯笼、红柱子及远处的红旗海洋与蓝天、绿树等造成强烈的对比，使画面热烈而明快。金黄色的菊花与蓝天白云的对比，既点明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又与黄色的灯穗相呼应，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在写实手法的描绘中，画家董希文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油画中的光影要求。画中强调了物体的固有色，减弱了随光线、环境而异的西方条件色方法。揉进了中国传统工笔重彩的绘画技巧和敦煌壁画用色的特点。画家在描绘红地毯时，还独具匠心地在颜料中加入砂粒而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画家深厚的艺术功底，使这幅画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董希文在这幅作品中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营养，如明快响亮的色彩、传统装饰意味等都体现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理想。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评价：“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西方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作就不会有如此热烈的节日气氛。艾中信说：“《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开国大典》无疑成为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并一直影响至今。

通过本次解读红色经典绘画作品，使同学们筑牢爱国初心，厚植家国情怀，主动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积极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

    《开国大典》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字：高振堂、刘劲蓬

 图片：高振堂、刘劲蓬

终审：牛序茜